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现场

　　3月17日，干渴了一冬的北京普降春雪，一切在白雪的覆盖下显得温情脉脉。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现场，各种观点的交锋与碰撞，更是荡尽了料峭初春的寒意。

　　围绕“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的主题，5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企业家、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展开讨论，大家就“大政府大国企”模式的不可持续和市场化道路达成了共识，但对于具体领域的改革路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等问题，则存在明显分歧。

　　所有分歧的背后，几乎都指向同一个词——“顶层设计”。经济学家吴敬琏说：“现在还说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我不大认同。1994年的外汇改革就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也是。现在的问题是对顶层设计产生了疑问。”

　　有人借用北大张维迎教授在论坛上抛出的“破船说”来喻指中国经济，认为“中国经济是一艘到处漏油的破船，政府不修船，反而不断加油，以为加满了油船就能行走了”。

　　确实，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深水区，如何让中国这条巨轮在波谲云诡的海上继续扬帆远航，仅靠“摸石头”是远远不够的，不断地“加油”也只是权宜之计。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需要把围绕顶层设计的各种问号一一拉直。

　　强政府VS小角色

　　政府转型滞后是根源

　　“30年来，中国的经济成绩一直为全世界瞩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说。拉加德女士身高1.8米，瘦削，银色短发，干练、优雅，对中国的发展表示“惊叹”。“中国创造了3.7亿个工作岗位，有5亿人脱贫。全球危机到来时，中国是20国集团中率先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国为经济增长和稳定提供的动力，全球经济局势也许还会更糟糕。”她说。

　　对于拉加德的肯定，吴敬琏却清醒地指出，中国“十二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投入太多，成本太高”，用这样一个方式实现转变“是不可持续的”，其原因是“体制性障碍还没有消除，有利于创新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吴敬琏指出，那种靠强政府、大国企、海量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实验，目前已经可以作出结论了。“比如高铁奇迹，我不是就个别事件，而是指这样一种发展方式行不行。另外一些地方，也用这种方式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掩盖的问题正在暴露。”

　　新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结构调整为何至今难以突破，根源在于政府转型滞后。

　　钱颖一举例说，两会的代表、委员对“十二五”规划第一年的预算执行和2012年预算方案的“反对票和弃权票都是最高的”，首次超过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报告，加起来占投票数2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钱颖一强调。

　　2011年财政收入比2010年增了24.8%，增幅非常大，超出既定预算的15.6%。预算本来就有增加的部分，实际收入比预算增加了1万多亿元。但是，去年仍然有8500亿元的赤字。2012年预算赤字仍有8000亿元，只比2011年少了500亿元，依然是扩张性财政。

　　钱颖一指出，这恰恰反映了十多年来中国都在延续扩张性财政，其背后则是国家、政府加强了对资源的控制。

　　“不是说要缩小政府的角色，而是要改变政府的角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政府转型进行了进一步阐释，政府30年前做的工作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政府仍然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是不变的。

　　“正确设计的政策，可以同时带来公平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公平机会。”斯蒂格利茨说。

“大恐龙”VS“鸟笼”

　　进一步破除国企垄断

　　吴敬琏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各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和地方创造性主动试验都在进行，包括国企都在研究顶层设计方案。“地方有一些实验是很值得注意的，比如说上海国有资本退出几十个行业，已经做了几年了。还有广东的民间组织无主管的改革，基层政府的选举改革，这些都在进行，都在为改革提供经验，也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影响。”

　　继“破船说”引来广泛关注之后，张维迎再度抛出“私有化”观点，同样吸引了众多目光。“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上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二是土地的私有化，三是金融的自由化。”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已成为未来中国成长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的“恐龙说”，为张维迎的论述提供了注脚。李稻葵将国有银行业比作“恐龙”：“银行表面上利润很高，其实问题很大。打一个不雅的比喻——只吃不拉，越长越大，虚胖，变成恐龙了，吃老百姓的储蓄，然后放贷款，每年获得20%的增长。商业银行现在占到股市市值的20%，还要再融资，这对金融体系来说风险非常大。而且，商业银行的高利润实际上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华尔街，那么中国的问题是国企。”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持同样观点，但他反对全盘私有化的方法，“因为从中国政治结构来看，如果搞全盘私有化，肯定会变成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成为寡头经济”。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同样反对国企私有化，他说，像国有大型银行、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巨无霸，决不能像俄罗斯一样卖给几个私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私有化带来的只是贫富鸿沟。

　　郑永年给国企开出的药方是“鸟笼经济”，“应该对中国经济实行鸟笼经济，把国有企业关进鸟笼里面，这也就是朱镕基总理设计的国有企业改革道路”。只是不知多大的“鸟笼”才能容纳得下已长成“恐龙”的国企。

　　刘纪鹏则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发展动力就是进一步破除国企垄断，这将极大地释放企业和市场的活力，“垄断根源在发改委对价格行政审批垄断，当前制约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以发改委为代表的政府审批职能不肯转变”。

　　“富二代”VS“创二代”

　　民企才是创新主角

　　“我们都在讲顶层设计，但如果忽视了社会力量，任何顶层设计都没有用。”郑永年说，从欧洲、日本的历史来看，如果不考虑社会力量而一小部分人关起门来作顶层设计，“最完美的设计都没有用”。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利亚代表其机构在论坛上发布了《聚焦中国：经验与挑战》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创新投入更多拨付给了国有企业，而今后应高度重视并推动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

　　“民营企业属于强烈的利润驱动型企业，且有敏感的市场嗅觉，在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中可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要角色。”安赫尔·古利亚说。

　　在论坛的“广东之夜”主题晚宴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广东民营企业家抓住机遇，在商海中奋力拼搏、勇立潮头，但同时必须看到，成就大业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老一辈民营企业家开创的事业要继续发扬光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班人”是否奋发进取、有所作为。

　　汪洋欣慰地说，广东许多新生代民营企业家不愿躺在父荫下坐享其成，成为人们指摘的“富二代”，而是更加渴望再创新绩，自我定位为“创二代”。

　　与父辈相比，“创二代”更多表现出现代知识型色彩。翻开“创二代”的履历，第一印象常常是显赫的留学经历。据福布斯的统计，80%的“创二代”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其中江浙一带企业接班人的海外留学比例更是达到了90%以上。

　　不过，目前多达82%的“富二代”表示不愿主动接班，更不想承袭父辈们的辛苦与无助。专家提醒说，家族企业接班人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未来兴盛与发展，也需要顶层设计。

　　此外，本届论坛上讨论比较多的还有财政、金融、社会保障、住房改革等方面的顶层设计。

　　“这种讨论当然是必要的，甚至是重要的。但是，在我看来，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些部门顶层之上的‘顶顶层设计’。”吴敬琏解释说，“顶顶层设计”即中国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设计。

　　“改革的焦点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吴敬琏强调，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换句话说，就要有勇气和决心，‘革’自己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