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现代、时尚、快节奏、国际化……这是香港在许多人心目中的印象。没错，这是这座城市的一面，但并不是全部。除了高楼大厦、钢铁森林勾勒出的剪影，香港也保留着很多风格各异、渐上年纪的老建筑。

　　这些老建筑，曾经是历史和时间打磨出的城市特有面貌，但在香港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数十年间，它们也曾迷失。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日趋成熟，这座城市逐步明确了自己保育文物古建的目标和思路，并慢慢摸索出了一条“活化”历史遗迹的道路。

　　在引领现代化浪潮的同时，香港也不忘转过身去，以其独有的方式小心呵护往昔的印迹。正是在这一思路的牵引下，一批老建筑开始以新的身份融入香港市民的生活。

　　《环球》杂志记者/曾繁娟（发自香港）

　　“蓝屋”成了民间生活馆

　　位于港岛石水渠街72号至74A号双数门牌的“蓝屋”，大约是最容易辨识的楼房，因为楼如其名，通体蓝色。这座建于1920年的四层建筑，是香港为数不多的有露台建筑的唐楼之一。在香港，人们习惯于把有电梯的多层住宅称为洋楼，把没有电梯的多层住宅叫唐楼。

　　“蓝屋”原址在十九世纪曾是“华佗医院”，医院关闭后建起了“华陀庙”。1922年楼房建成后，一楼曾开办专为街坊子弟提供免费教育的“镜涵义学”，二楼及三楼曾是湾仔唯一英文学校“一中书院”的校址。

　　一名居住在“蓝屋”的阿婆如此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其颜色的来历：几十年前，港英政府为了省钱，用水务署剩下的蓝漆来刷楼。“街坊当时都觉得难看，像差馆（警署）一样。”但正是这“难看”的颜色，提高了建筑的知名度，并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

　　“蓝屋”还与港产功夫片主角黄飞鸿有关。二十世纪50年代，黄飞鸿徒弟林世荣的侄儿林祖曾在此开设武馆。60年代，武馆改为林氏孙辈林镇显的医馆。如今，医馆仍挂着老式招牌，依然由林家后人经营。医馆不仅医治跌打损伤，还教拳术。师傅说，“老爷（林祖）留下来的，无理由丢下就走。”

　　2006年，特别行政区政府欲把“蓝屋”及附近屋群辟作以茶及医疗为主题的旅游景点。对此，民间颇为担忧：“蓝屋”内最有特色的木制楼梯、天花板和内部结构将会被改造或拆除，重建后这里会不会成为一个古迹空壳？

　　各方争辩之后，被评为一级文物的“蓝屋”建筑群于2009年被香港发展局列入“活化”名单，以社会企业模式进行保育。后来确定，由圣雅各福群会（香港一家为社区提供综合服务的机构）负责运营。由此，建筑群“活化”成了民间生活馆，并首次采取了“留屋留人”的模式所有十余户居民继续留住，房屋加建独立洗手间和升降机，并更新消防设施。

　　圣雅各福群会还举办了收费的文化和教育课程，设立了“香港故事馆”来展示单位阁楼及早期香港的居住环境，并经营起了甜品店和素食店。

　　雷氏私宅变身中医诊室

　　地处九龙旺角繁华地段的“雷生春”是“活化”的另一类标本。这座有着80余年历史、已弃用近20年的雷氏私家住宅，历经四年“活化”，成为保留了原有风貌的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诊室。

　　这个“活化”项目以竞标形式进行，从32家投标机构中胜出的浸会大学，只需要付给政府一港元的租金。

　　浸会大学临床部行政主任耿晓琳还记得当年投标的情形：“开酒吧、办领馆，当时有很多"活化"的点子，但第一轮过后标书被刷下了30份，只剩下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大学的点子是建精神病康复者宿舍。

　　在耿晓琳看来，浸会大学最终能够胜出是因为符合了政府评标的三大原则：具备保育功能，能自负盈亏以及服务更多社群。

　　雷氏家族曾在大宅一楼开过跌打药铺，因此浸会大学开诊所的点子也与“雷生春”之前的用途相吻合。

　　如今，“雷生春”内有三间诊症室，中医每周坐堂六天半，为病人把脉。其余的房间则用来展示“雷生春”的历史、中医药的发展和凉茶制作工艺。天台上的迷你小花园种了50余种中药植物，做教学之用，底楼下则开起了凉茶铺，卖8港元（约合6元人民币）一碗的秘制凉茶。

　　浸会大学的一名女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自己和舍友不舒服时就到这里看病，“都不怎么去西医院了”，大家偶尔路过也会去买上一碗凉茶。她说，“这渐渐成了我们大学生活的一部分。”

　　这里不仅时常举行义诊为香港低收入群体免费看病，还吸引了内地乃至海外的患者慕名前来。不过，为保育起见，诊所规定，老建筑内任何时段都不能同时容纳超过82人。

　　为了保护这座老建筑，里面所有需使用的旧门窗一律加装了新门窗，旧门窗仅做展示用。哪怕要在墙上钉个钉子，都要先向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交申请。

　　“它存在，即与我息息相关”

　　与上述项目相比，“活化”后的大澳文物酒店、湾仔“和昌大押”似乎不够亲民。

　　前身为旧大澳警署的大澳文物酒店是传媒报章中香港“活化”古建的经典之作。这个拥有百余年历史的二级文物，历时两年重装，成了四星级精品酒店。

　　从外观来看，整个酒店仍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警署特色，原有的铁窗、原木地板、囚室铁门、火炉、水池、炮台等均做保留，囚室、警察宿舍、办公室等改装成了9间客房，其中4间为套房，分别以著名景点、海军巡逻艇名称以及带警署特色的“处长室”“司令室”命名。

　　参照四星级酒店的标准，客房起价为每晚1380港元（约合1090元人民币），依房型、时间不同，可高至两三千港元（约合1500~2300元人民币）。此外，酒店的餐饮收费也较高。

　　与大澳文物酒店类似，裕泰兴创办人、香港当铺大王罗肇唐的“和昌大押”如今变成了高级餐厅。

　　这座二十世纪早期岭南风格三层骑式唐楼位于湾仔庄士敦道60号，白底红字的石牌匾“和昌大押”依然保持完好。铺面的黄色墙身透出古老的味道，东侧墙一个巨大的“蝠鼠吊金钱”上写着“和昌押”三个大字，昭示出其当铺的身份。

　　2002年，“和昌大押”由香港市政局斥资1500万港元进行修复，其中的62号被私人租下，由香港著名设计师“又一山人”黄炳培设计改造成目前的英式酒吧餐厅 “ThePawn”（典当之意）。

　　为了保留原建筑特色，餐厅不仅用“蝠鼠吊金钱”图案做标志，还将原本高高的柜台设计成摆满各式洋酒的吧台。保管典当品的栅门上面带着铜锈，一拉上就可以在用餐区内隔出私人包厢。墙上几张裱在镜框内的收据，也都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藏品。

　　然而，这个“时髦”的餐厅人均消费至少要近千港元，若租用顶层花园举办私人聚会，更会价格不菲。

　　看到大澳文物酒店和“和昌大押”改建后的情况，有人质疑，这些历史建筑“活化”后让普通人望而却步，这是理想的保育政策吗？

　　家住湾仔的陈小姐从来没到“ThePawn”用过餐，但她认为，老建筑与市民的关系是，并不一定要使用它，“只要它存在，就能与我建立起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她说，“和昌大押”这条路她从小到大走了无数次，看到这个牌匾，就知道该拐弯了。

　　不少学者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活化”后的老建筑虽然风格各异、用途有别，但正是它们构建了香港独特的面貌和气质。而保育行动本身，也体现了香港人尊重历史、重视文化的精神，它本身就是一种“集体回忆”。

　　历史建筑被分级

　　比起内地许多城市，香港或许缺乏“历史厚度”，但也正是因为这点，港人对那些为时不远的集体记忆倍加珍惜。

　　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曾宣布，拟拆卸有48年历史的旧中环天星码头及钟楼作道路和商厦之用。对此，民间团体和普通市民纷纷表达了不满，认为这将摧毁香港的历史文化和集体记忆。虽然政府声明码头拆除后会择址重建，但很多人觉得重建后其价值将大打折扣，公共空间也将不复存在。

　　面对民意反弹，民政事务局开始检讨文物建筑保护政策，研究把“集体回忆”“社会价值”加入评级标准，并委任专家小组以新标准重新审视、评估。

　　2007年1月，民政事务局首次公布了香港历史建筑的部分清单，总数达496幢。此外，新一届古物咨询委员会还接纳了15名新成员，其中包括了反对拆卸中环天星码头的长春社理事长吴祖南等民间团体成员。

　　2007年7月，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成立，下设的文物保育专员及办事处专司推动文物保育工作。由此，香港的建筑文物保育工作逐步形成了由发展局牵头负责，古物咨询委员会提出建议，然后交由康文署下辖的古物古迹办事处执行的模式。

　　根据规定，香港的历史建筑被分为三个级别：一级历史建筑具特别重要价值，须尽一切努力予以保存，可以考虑予以法定保护地位；二级历史建筑具特别价值，须有选择性地予以保存；三级历史建筑具若干价值，宜以某种形式予以保存，若保存不可行则考虑其他方法。

　　2007年首批公布的496幢文保建筑中，有一级历史建筑117幢，二级185幢，三级194幢。2007之后的几年，香港政府又陆续评估了200余幢建筑。2013年一季度，再评出一级历史建筑6幢，二级3幢，三级4幢。

　　产权不同，分类“活化”

　　相比于分级，具体的保育工作更具挑战性。

　　对于古建保护的原则，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政策制定之初便提出了“活化”的概念。现任政务司司长、前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说，“活化”就是为历史建筑寻找新的生命、新的用途。与传统保育概念不同，“活化”要在保存历史建筑的同时扩展其用途，强调以创新的方法加以善用，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

　　循“活化”思路，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开始给老建筑注入新生命。据该机构介绍，评出的文物建筑中，六成属政府所有，四成为私人物业。产权不同，具体保护办法也不同。

　　2008年出台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是给政府产权历史建筑开出的“活化药方”。

　　政府邀请非营利机构提交申请，以社会企业的模式“活化”历史建筑。申请书须详细列明如何保存历史建筑并发挥其历史价值，如何运营，如何令社区受惠。被选中的非营利机构将获得政府一站式咨询服务，政府甚至会提供上限为500万港元（约合40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拨款，以支付建筑翻新工程的全部或部分费用，或作为企业运营头两年的赤字补贴。政府提供拨款的先决条件是，社会企业预计可在开业初期后自负盈亏。

　　该计划至今已推出三期，“活化”了16个项目，包括一级历史建筑“雷生春”改建为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保健中心，荔枝角医院变为饶宗颐文化馆，二级历史建筑旧大澳警署建成大澳文物酒店，前北九龙裁判法院变身美国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香港分校，等等。

　　对于私人产权文物建筑，特别行政区政府则为其量身定制了“维修资助计划”。

　　该计划向私人业主提供资助，以鼓励他们“活化”历史建筑。资助额会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资料来厘定，现每宗资助额上限为100万港元（约合80万元人民币）。此外，该计划也采取其他方式换取私人业主“活化”古建。

　　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华电力总办事处的钟楼，就是一个成功“活化”的案例。该建筑被评定为一级历史建筑，经过商讨，政府以放宽建筑物高度及容积率为条件，换取业主对建筑物钟楼部分的保护；业主则同意在被保存的钟楼部分开设两个博物馆，对市民免费开放，一个是与中华电力企业有关的电力博物馆，另一个是有关香港历史的展馆。

　　除上述两项规模化的“活化”计划外，香港还有其他的文建保护方式，例如，通过“以地换地”保住了中式大宅景贤里，采取“留屋留人”办法维护了湾仔“蓝屋”，等等。

　　“伙伴式”运作

　　“最重要的原则是要维持城市发展和文物保育的平衡。”林郑月娥说，在制定和落实建筑文物保育政策时，要兼顾几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公众利益，其次是尊重私人产权，再者要考虑政府的财政负担。

　　对于香港近些年来的古建“活化”政策，香港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龙炳颐的评价是，较好地平衡了前述几个因素，实现了各方多赢的局面。

　　他说，“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等计划在运作模式上并非单纯依靠政府或市场的某一方，而是在政府及专业人士的监督之下，将历史建筑交予社会机构运营，既能减轻政府负担，又能有效地保证在运营过程中其历史文化价值不被破坏，同时还能提高公众对历史建筑保护与更新的关注度，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伙伴式”运作。

　　不过如今，保护任务已越来越重，资金难题已越来越大。虽然政府投放了20亿港元（约合16亿元人民币）用于古建“活化”，并预留1亿港元（约合8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活化”古建头两年的运营亏损补贴，但单靠政府财政并不是长久之计。

　　2013年4月，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发布了《香港设立法定文物信托基金的可行性、架构和推展计划研究报告》，考虑以信托基金的方式更有效地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文物保育工作。

　　报告认为，一个计划周全的信托基金可以解决目前的很多问题，诸如可进一步确定相关文化遗产的地位，可鼓励公众讨论和参与，可帮助分析经验，还可开拓资金来源，等等。

　　对此，文物保育专员及办事处官员表示，每个城市的发展历史迥异，在文物保育方面也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不可能直接照搬，但相信“平衡发展与保育”的基本原则能通用，每个城市都能在此思路下摸索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